文化杂谈

清华大学 贾沛娟

　　早就模糊而离散地了解各种文化存在的问题，但从未曾见如此形象而全面的概括：

　　西欧儿童不懂什么叫匮乏；

　　非洲儿童不懂什么叫粮食；

　　美国儿童不知道美国之外还有什么“世界”；

　　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地方的儿童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形象大于思维”，这是文学等一切艺术形式的优势；思维总有些自找麻烦的味道。但我觉得我们不应满足于故事本身。

　　文化。开头便亮出“文化”二字。将一切的根源归于文化，这几乎已成了学术界的通例。

　　儿童，是某种文化的产物；当他们成长起来，便作为文化的载体来造就新的产物。如此循环。

　　而据说，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螺旋式上升。这显然要求这一代“儿童”进步于上一代。

　　我现在只想说中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其首要任务不是对外指手画脚；我们应当看到其他文化之于我们的优势，和我们的先天不足。

　　中国儿童不知道什么叫“自己的看法” --蔽之以一言，曰：思想能力缺乏。这不是“儿童”问题，如前所述，这是“文化”的问题，是“文化的载体”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的早已作古的老师们从纸上告诉我：思想形成人的伟大（帕斯卡尔）。哲学会使人成为人而非某种人（冯友兰 注 1 ）。然而，他们毕竟曾生活在足以令他们说出这样的话的文化氛围里的。

　　“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听见何清涟在彼岸的叹息。

　　这一切在知识分子那里有一个较为切近的归咎点：体制。从最近某期《南方周末》头版上读到早年东吴大学法律精英的命运，你先是浩叹，然后发现这浩叹的长度 --回溯到知识分子与单一政权开始共存的那一刻，至少。其中每一个人都足以改变一个时代，其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一个时代中左右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尤甚。

　　在一个思想匮乏导致常识匮乏的年代里，比如（你一定料到我下面的列举，这样的列举毕竟是痛快而安全的）经济“跃进”的时代，文化“革命”的时代，知识分子唯一的任务成了捍卫常识，而不能做自己欲做应做的事，他们在学术史上不会有任何地位。何清涟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有价值，也是思想史意义上的，而不会是学术史意义上的。”

　　把问题直接归因于体制，这是当今学术界的又一通例。我也经常从这一点出发来分析问题。然而一个时代体制的缺乏，一定程度上是由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缺位造成的 --如此追溯，便不难觉察文化的宿命的味道，极像是咎由自取。一位文革的过来人说：1966年之前的很大一片封域里，我们都看不到一株独立生长的大树，几丛被不断修剪的灌木，星点随季节来去的花草，是构不成绿洲的……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

　　于是只好说，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由独立的思想传统。这里的“传统”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成因问题 --这关乎文化宿命，不可小觑。但这最终似乎要归结为：文化的本质是对生存环境适应的结果和表现。我暂无力讨论，因为讨论的结果往往是使一切合理化，认清了宿命然后无路可“逃”。于是一切都被预先原谅了，历史与现实完全陷入某种令人绝望的必然性。

　　我只能模仿帕斯卡尔的口吻说：思想构成人的独立自由。否则，我们只好做寡头政治的附庸而无心无力反抗，或者做暴民政治的帮凶而自得其乐（很多时候所谓”知识分子”的叹息不过是因为欲做附庸或帮凶而不得）。

　　然而我甚至想到：万万不可在这个没有独立自由传统的地方向知识分子突然“抛给”什么权利。我怕见“感激涕零不知所言”的场面。我心里有一片巨大的阴影，是来自张季鸾对蒋介石口口声声称“先生”的畸形的敬重 --这只因蒋对张写的一篇“人身攻击”采取了宽容态度。并且，那发生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发生在由于战乱而无法大力推行钳口术的时代。

　　可见文化传统的力量。

　　所剩只有一条路（好像还是一条老路）：我们自己来争我们的独立自由 --既然它的缺席是怎样的悲剧，嗟来的它又是怎样的闹剧；我们自己来争得，便能够心安理得地行使我们的权利。在一个不以独立自由为“天赋人权”的国度里，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然而所谓“天赋”的权利也是争来的--在西方国家里，这是追逐利益的必然产物。于是，也许，我们可以坐等，待到我们彻底陷于悲剧或闹剧，解决之道自然不得不产生出来？甚至全民一齐坐等，等到感到思想缺乏危害利益之时？但，毫无思想能力，靠什么权衡利益？待到“感到”，将已然太晚。即使不晚罢，但别忘了这里的传统。

　　所以，我们要“做”。至于应当怎样做，这却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何清涟带着很浓的知识分子情结心事重重地说：“我只能把我看到的问题指出来，至于如何解决，是另一种社会角色的责任。”

　　所以，《南方周末》（没落中……）的大数目的或“有思想”或“ 有责任感”或“占有社会资源”的“影响中国发展”的“知识型读者”是该行动了。或许我们已然在行动，只是需要假以时日，需要耐心罢。

　　总之，一旦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便是穿越了古老的文化三峡。

　　剩下的任务，便是发展“教育”了 --由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教给所有中国文化的载体如何思想，如何做到自由独立。

　　但是，教育往往带有强迫的味道。这符合思想的原则么？以非自由的方式使人自由，以不独立的选择逼人独立，总是构成悖论。或许本应当将“自由”与“奴役”两条路摆在人们面前任其自选（暂无选择能力的由法定监护人代理）并每隔一段时间允许重新选择 --像这样引入市场机制？但心理学似乎已然证明人的本能是“逃避自由”的--当自由不能受到完善的保护的时候（据弗洛姆）。事实上，任何一种选择了自由的文化无不为其自由付出着代价。在美国，如果没有宪法及其修正案的保护（或曰“限制”“强迫”？），自由怕是难以维持的--自由法定，本身便有强制自由的味道，又是悖论了。到这时，或许只有搬出“利益”来--自由独立促进利益最大化，应当被选择。但这样，思想便顿失纯粹性；而“思想纯粹论”者又总有些追求思维快感的味道--这亦是“欲望”，可属“利益”范畴……所有这些，只好存而不论，待到一年之后，不知能否找到屑于而乐于讨论的人一同”研究” 注 2 。

　　但到那时，我怕自己已然习惯于一厢情愿地说“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常识”，做了所谓“常识”的卫道士。然而这或许竟可以算是很好的结果。

　　常识并非无可争辩，它们也是需要不断被“证明”和“证伪”的（据秦晖） --我想这也正是“辩证”的本意。这便牵扯到知识分子“学术史意义”上的价值了。若以宗教式的狂热对待思想甚至以这种狂热对待某种思想，（实践已然证明）是会引起灾难的。

　　但想想连“自己的看法”都一无所知的“儿童”，我很矛盾。

　　但反回头来，也得问问自己：都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谁又会比谁高明多少呢？

　　注 1 ：此处原稿有误，现对发表后产生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

　　注 2 ：这是 “ 新概念 ” 复赛时候的文字，距今将要一年。现在正在发生那时想来注定的结果 --没有人。而这将近一年思考的结果，我本人倾向于将人一切行为的原动力归结为理性地对利益的权衡与宗教式狂热。

　　贾沛娟 ：我校 2000 级首届实验班学生 , 曾获第五届全国 “ 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高三由理科转入文科， 2003 年考入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