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

清华大学 贾沛娟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 题记

　　是的，你在看——大家只在乎这个。至于那“风景”本身是什么，这并不重要。

　　你可以只看不想，这叫做“看客”；而你是边看边想的，这便是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了。鲁迅也隐隐感到他自己与他的小说中那些看客的区别，也便在此。这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画家拿着望远镜向海上的风景看去，便画下一个溺水者无助的手。可不要怪这画家无同情心——救人不是他的职业。这时候，你是在“看”这个画家，那画家是你的风景。你最好看到他要拿画换面包来吃的窘迫。然后，在这人身上约略窥见你自己的面貌。

　　是的，何清涟，一个无比理性但无论如何脱不了知识分子情结的人，告诉我们：“我只能将我所看到的问题指出来，如何解决问题，是另一种社会角色的责任。”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尚对胡适口称师父时，便曾对胡适笑言：“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抽象学理”往往是对理想的风景的描绘，以此比照现实，发现并提出的问题，往往很有价值；但如何解决，即提出由现实走向理想的路径，创造着风景的人便似乎比看风景的人更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看，总比走要快得多，所以，倘硬要看出一条路来，必然会忽略很多路上的细节，这就不如走路的人且行且想了。而且，理论上给出的路有时候反而会扮演“教条”的角色，羁绊了行路的人——这要么因为前述原因，要么因为后人的误解误用。罗素主张“一个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改变世界，而是去理解世界”，他说“这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马克思正是既看清了现实，又想到了理想的未来，且提出了渐进的可行的解决之道；可他的性急的信徒只读到了要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没读懂生产力这一前提——于是，共产了大半个世纪的苏联只好回到资本主义的起点重新开始，我们也是走了几十年弯路才终于走上有自己的特色的路。鲁迅曾冷冷地道破：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这句很像是自知之明的话，其实并不能吓退你被拿破仑在卢梭墓前的自言弗如激起的热情。既然你是足够敏感的，只要你也同样是足够理智的，你便能够客观地描述你所见的风景，理性地分析得出你理想的风景，不妨也想想沟通二者的路径——然后清晰地阐述这一切以避免被误解。

　　风景是到处都有的，因为你是想要去看的。比如“文革”，你可以看潮流气魄之壮景，可以看崇拜荒诞之喜景，可以看人相食“亡天下”之悲景。“然而身在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其中的过来人中有这样一 个声音，你不妨在看风景的同时跟我一起听听 ,“我们感叹风暴的壮阔，那是因为我们不过处在它的边缘。”

　　你希望你所看到的好风景的延续，你企盼你所看到的灾难般的风景不再重来，这需要看者的反思，要用你的反思去引导被你看的人——这正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譬如那个作画者的画让处在洪流里的大家看见，大家就会认识到自己正处于其中的或可能将处于其中的“风景”，起来修改或重绘这风景；而如果有权力控制风景的人不能认清这一点，竟禁止知识分子的想甚至连看亦遭禁，知识分子只好自己“起来”，然后在“实践”中渐渐迷失了本性，再也不会有人来看风景和想风景了——哀莫大焉。

　　历史上的大悲剧往往由此引发——而往往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之悲。苏格拉底之痛饮毒芹汁显然折射出了雅典民主制的危机；高尔基不能理会古拉格岛上说出真相的小孩子，否则他自己的命运也会跟那个时代说实话的小孩子一样，于是那个时代的命运也只好是被认为话该地覆灭。在那种常识缺失的时代，知识分子唯一的任务便只是捍卫常识；而他们的命运……想想遇罗克的命，想想张志新的喉管，想想林昭的“子弹费”，想想李九莲曝露荒野的残尸 ,想想……而他们在学术史上又必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那个时代的成因之一， 便是那之前知识分子的缺位造成了文化的沙漠。告诉我们“身在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的那个在文革中完成“成年礼”的筱敏同样告诉我们：1966年之前的很大一片封域里，我们都看不到一株独立生长的大树，几丛被不断修剪的灌木，星点随季节来去的花草，是构不成绿洲的……长期听不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是毁灭性的。

　　那么，怎么办？问你——我。是的，还有我。我觉得我已离你很近，因为你所描述过的东西都曾现于我的眼底了。你我的解决之道大略是一致的：寄希望于一个好的体制——在那里，你我能够自由地看，自由地想，并自由地向身处不怎么“好”的风景里的人们提供解决之道。但这样一个体制的形成，需要多少代你我努力地看与想。你大概和我一样后悔：如果昨天的你我能够这样做，处在那个理想体制之中的可能就是今天的你我了；那么，为了明天的你我不再这样想，我愿跟你一起从今天开始努力。

　　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那个画家的画在画展上，“身处洪流”里的大家是不会去看的；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之道，“身处不怎么‘好'的风景”中的人们是不会知道的——这也是你提出的道路经常被风景的控制者误解甚至曲解的原因之一。

　　《南方周末》常常能够事无巨细反映出种种社会问题，但它的一块广告告诉我，我和6000000“知识型读者”都选择了它，并告诉我，“我们的读者有思想/我们的读者有责任感/我们的读者占有社会资源/我们的读者影响中国发展”——这自然是不错的，但那种种问题中很多是发生在非“知识型”的人们中间的，如农村基层民主问题，如死刑终审权下放问题，如三峡移民问题……但没有“选择”《南方周未》的非“知识型读者”的人便对他们需要的东西浑然不知了。

　　龙应台亲历了苏联的办事效率，亲见了柏林墙的倒掉后东德人由除了担心政治什么都不必担心变为除了不必担心政治什么都需要担心却已经能力缺乏的状况，亲尝了卡斯特罗治下的“世界糖罐”里“糖”的味道，然后审视自己，便说了如此的话：我们的观点与人文主义“关怀”，往往只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秘密”，我们看的对象仍在火水的风景中挣扎，对我们为他们所处的风景作出的描述和想出的解决之道一无所知——这时候，得益的却是我们。如果我们对风景的描述有足够的悲悯情怀，便足以给我们自己赚回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光环。

　　我们看，因为我们看见的风景不能令我们满意。

　　然而我们之间会存在对同一风景的“立意”分歧，当我们的“利益”存在分歧的时候。道理很简单，一个住校生看见雨雪风景，为次日早晨不必出操而暗喜；走读生却抱怨“触风雨”的艰难。这，又该怎么办？这样属于你我看者内部的分歧却又不是你我自己解决得了的。于是会出现看看者的看者，在那里，风景的层次便有不同了。

　　我们今天看晚清的思潮和知识分子：洋务派出现时，自然有与之对立的顽固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现之后，洋务派立即加入顽固派行列；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出现，维新派马上成为顽固的保皇派——很是相应成趣。历史惊人地相似，这很有点喜剧的味道，“然而置身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我们也不应该笑，我们应该看到所有知识分子都可能有的局限，防止我们的利益影响我们为所见的风景立意的能力。

　　所以，看风景的人也不妨将自身作为风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