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的故事

清华大学　郭允

　　小时候，我一直对秤有一种神秘感。一根细杆，一个铁砣，一个提纽，人提将起来，居然就能看出是“几斤几两”。后来学了杠杆平衡原理，便明白了许多。而真正让我感到学以致用的，是一堂物理课上老师精彩的讲解：“杠杆原理虽然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符合原理的秤都是好秤。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利用了平衡原理，造出了许多黑秤，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

　　那一天我一放学就兴冲冲地往家赶，“以后和妈妈出去买菜可以不被揩油了！”可我一进门，迎面而来的是母亲阴沉的脸和挥舞着的帐单：“怎么回事？这个月我和你爸都没打几次电话，电话费却有一百多！说，是不是你又跟女同学电话聊天了？”我一下给懵了：“什么？没……”“唉，我早就说过，你们还小……”。

　　这样的冤案其实经常在我们家发生，于是“电信局”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一片阴影”。后来我才知道，和我想法差不多的人不在少数。电信业是个有趣的行业，人们称它为“在谩骂声中成长起来的行业”，却又不得不承认它是近年发展最迅猛的几个行业之一。我国电信市场整体规模目前已居全球第 2位，产业结构也日趋合理，在低、中、高档通信硬件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唐公司的3G通讯标准更是令国人振奋。可是令人难解的是，如此好的发展势头，如此低的劳动力成本，造就出来的服务价格 —— 话费竟如此之高。原因何在？答案众口一辞——垄断；再确切点，行政垄断。市场价格中有很多因素是可变的。如果我在花钱时很小心，或是实现了利润精细化，这个成本就容易降下来。但在行政垄断的行业中就不是这样。很多本应有的利润给流失掉了，平均成本反而会向上走。对于像电信这样价格需求弹性很大的行业，价格的提高会直接导致用户需求的萎缩，从而使市场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使成本难以继续下降。有人说，拆分是好办法，但实际上单纯的分立，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竞争的问题，一方面，有可能在垄断成本之上再加上一个分立成本，另一方面有可能出现行政性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可怕吗？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行政性重复建设是不能要的。但竞争性的重复建设，如果有科学的预算约束及市场运营，对竞争将起到的是促进作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用行政，用法制去阻止它，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保护了行政垄断的特权，阻碍了市场竞争。

　　交易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行业上，在地域上表现也很明显。比如说在固定电话收费上，有的地区把这部分话费包含在座机费中，而有的地区却是座机费需交，话费又得单算。再比如说电费，农民本来收入就不高，用电的积极性本来就不强，而他们交的电费单价却比城市高出很多，很多老人于是据此不看电视，不安空调，甚至连电扇也不愿多吹，他们更多地用扇子来“自力更生”。本来很好的一块市场，就这样流失掉了。相对于部门保护而言，地方保护更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无论是走私、造假、骗汇、逃税还是豆腐渣工程，往往背后都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一方面，由于“产权错位”，“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地方政府的利益与地方企业的利益天然地“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地方保护势力还可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制定法规、法律时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有两只手：看得见的手（宏观调控）和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现在的问题是看得见的手过大、过长，乃至于不仅是“调控”，还要伸进去搅捞。于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同时成了玩家，别人再怎么赢呢？

　　于是很多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型企业日子不太好过。“国有的是大爷，集体的是大哥，民营的是孙子”，话虽有失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的状况。在中国，资本被打上了鲜明而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生来就存在着不平等。多少民营企业，殚精竭虑地往“国有”上攀，即使不成，也要千方百计地弄顶“集体”的“红帽子”戴。能赚钱的不让做或是根本做不成。让做的又赚不着钱，于是有些民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了就跑，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全国工商联拟定；“无论什么企业，不再有国营、民营称呼区别”的提案，意义想来也就在于此。刚才提到了农村和农民。其实，在贫富差距客观上有逐步扩大趋势的今天，农民的确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发出号召，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国家的法制和政策在制定上是好的，但执行起来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化肥种子的采购开始，一直到卖出产品为止，几乎每一步都有可能受到各部门的盘剥。而且，现在有的乡镇机构臃肿，干部们要钱，从哪儿来？有乡镇企业的吃企业，没有的就吃农民。一层层的税，加上各种巧立名目的管理费令农民们欲哭无泪。焦点访谈报道，一个乡镇的检察院居然有五层大楼，钱从哪儿来？乱收费、乱罚款，从农民身上榨。这虽然是极个别现象，但给社会风气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且由于监督不力，有可能造成效仿和蔓延。

　　农民们又是朴实乐观的，最低的生活标准，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安详地活下去。然而最不能让他们容忍的，还是政治权利上的不平等。外国出现十几岁的孩子竞选州长固然是他们的标榜“人权”的闹剧，但我们国家有的地方对不同经济、政治地位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也不是正确人权观的反映。记得某年一位上海的女研究生被拐卖到农村，后辗转反复终被搭救。在搭救过程中立了大功的党委书记事后说：“如果她能早一点告诉我她的身世，她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啥也不能让她受这份大委屈——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呀！”言外之意，救她是因为她是党员，是“人才”，而那些不是“人才”的被拐妇女，就只能哀叹时运不济了。不仅如此，农民在权益受损时，上诉的是少数，更多的选择了沉默。究其原因，倒不见得是农民愚昧、软弱——农民心中讲公理、要说法的观念是很强的——而是维权的过程十分艰辛。电影《秋菊打官司》便是很好的例子，要农民真正实现政治权利平等，需要健全的、良好运作的监督机制，需要健康的上诉渠道。现在的问题是渠道不畅，人们走进去本身就很难。好不容易进去了，没走几步可能就被埋葬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呀，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天地之间有大秤，人心里也有小秤，大秤的失衡又往往源于小秤。农民的公仆何以成了土财主？上行下效是重要原因。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一个个名字在我们脑中掠过。是什么导致了他们对金钱近乎疯狂的追求？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计划经济留在人们心中的是“权钱不分家”的概念，“有了权，就应当有钱，我怎能让受我管的人挣钱比我多？”这样的人对政治和经济有着模糊的认识，须知，这样的钱不是在市场上用平等交换赚来的，而是用公众赋予的管理权来交换的。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让权力进入了市场。

　　大部分人在评论贪官时会说无“道德”，没“良心”或是“该抓”。现代社会，应当“依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某年的大专辩论会上便将此题目放在了决赛中由辩手们辩论。从长远来看，要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真正安居乐业，道德应更为重要。道德约束与法律约束相比，成本低，而效率高，而且，它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作用。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旧的道德观已经动摇，而全新的道德观尚未完全形成，而且可以预见，适应新的社会生产力的道德观的安全形成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在这种形势下，法制就应当更多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震慑，是惩罚，还应该是一种导向，促使人们在心中迅速树立起强烈的法制观念与新的市场观念。

　　茅于轼先生对于计划经济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计划经济的实际意义是一批志向特别大而且胆子也特别大的人去制订经济计划叫全国人民去为之奋斗。计划经济的诱人之处是假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人或组织，可以制定一个完善的行动计划。”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我们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正确的。但是，多数人的思维方式是滞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种种观念和行为方式至今还或多或少地残留在人们眼中。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人们用此种观念和方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自然包括制定法律和政策——才会出现政企不分，才会出现让有权的人拥有钱的空间等等“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不公平现象的直接原因。

　　秤的故事还没讲完。心里装着杠杆原理去买菜虽踏实了许多但有时还会被“黑”。后来，市场虽有了公平秤，然而，纠纷还是存在。由于没有监管人员，尽管公平秤的示重和菜贩的有出入，但菜贩硬说公平秤本来就不准，你也没什么办法。直到后来，在公平秤旁边坐了个管理人员，称不准可以找他解决时，市场才真正秩序井然。所以，观念很重要，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有了正确的观念，还要有与之匹配的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还要有强大的监督执行能力。我们的国家，要司法健全，司法执行，司法监督，真正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路还很长。